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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不其然，十万人的数目一上报，张献忠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倒受到熊文灿的警告。熊文灿要求西营必须裁撤兵马，张献忠当然不答应，两边短暂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结束，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

    赵营这边，熊文灿也派人来点计兵马，赵当世但说营中将士林林总总不过两万，且云钱粮米豆无论多少全从朝廷拨付，另无索求。来人见他有所让步，在这兵额上便也没有多加诘难盘查。所以赵营虽说当下只有一万两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许的额度却凭空多了八千。

    赵营参将与西营副总兵名义上都直隶于熊文灿，而熊文灿将二营分别置于东北与西北两侧，借口是“互为犄角、拱卫襄府”，实际上打的却是当中隔绝，以防“巨寇相合后患无穷”的主意。这点道理，赵当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过他秉着韬光养晦为主的考量，对此并无微词。

    何谓“韬光养晦”？具体到如今的赵营，可用昌则玉的一句话概括。

    赵营部队转进枣阳县后，赵当世曾就赵营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昌则玉，昌则玉回答说：“昔朱升谏太祖皇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计，以定明祚之基。现属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于我赵营。分别为‘精武备’、‘广结援’、‘顺朝廷’，主公可引以为导。”

    赵当世点头道：“‘精武备’三字确为当务之急。先前徐总兵在会上就这此点指出营中‘兵疲’、‘粮少’、‘甲缺’三疾，想来按此方向加以整备，当无偏差。”进而问道，“那么‘广结援’与‘顺朝廷’又该当如何？”

    “广结援......”昌则玉早有洞见，缓缓而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我营虽暂时投顺朝廷，若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则危亡不远。当今明廷，内忧外患，百年积弊绝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顾无暇，我营若全倚此行将就木之枯树，到头来免不得与之共倾。故而为今之计，投诚之余万不可断了与诸家义军的联系。其水我鱼，有他们在一日，我营便如鱼得水，可保永不受制于人。”

    赵当世深然其言，但一时间难以想得通透，再问：“若以先生高见，可为营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广、河南地面，八大王、老回回、曹操等皆不可恃，更有何择？”

    昌则玉说道：“主公切莫自限视野，我营现为官军，有了这一层身份在，外援之路可谓四通八达，应有尽有。”而后拈指细数，“属下愚见，李自成、孔庆年、杜纯臣，至少这三人，联系不可绝。而左良玉、刘国能、陈洪范，我营不可等闲视之。”

    李自成不消说，与他见过的人但凡有些眼界都瞧得出此人不同凡响，更兼其现为闯王，名义上的天下第一巨寇，就昌则玉不说，赵当世也会尽全力与他继续结交。

    孔庆年与杜纯臣则都是商人。流寇兴起至今，早过了犁耙木棒一牛车的草创阶段，能坚持到现在形成些气候的，均是注重布局之人。就比如张献忠，他看似惶惶度日的一草寇，其实心思非常缜密，人脉极广，在各地乃至京师都安置有眼线。这些线人以商人、侠妓甚至官宦等各种身份掩人耳目，或替西营筹措军资粮草、或替西营奔走活动。以区区一寇的身份却能傍上陈洪范以及朝中大臣薛国观便是张献忠长于布局的最好证明。这世道，没有门路，就做贼也难做下去。

    目睹了张献忠的能量，赵当世更加确信自己提早安排下线的举动是正而无误的

    。孔庆年通川滇、杜纯臣通东南，赵营往后的发展绝离不开此二人。

    至于左、刘、陈三人，都是目前明军将领。

    历来能当上援剿总兵的都是公认的名将。前有曹文诏、祖宽等人无不令流寇闻风丧胆，现在的左良玉，亦是有勇有谋。他拥兵逾五千，乃目前豫、楚间最大的军头，自崇祯五年奉命进剿中原流寇，数年间各处的巡抚总督们都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从未缺席，逐渐积累之下他的权势早已非往日可比。

    与曹文诏之辈不同，左良玉不是只会领兵打仗的二愣子，实际上很有些精明的头脑。只这几年时间，他凭借着自己的兵马与威望，在河南、湖广、陕西等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势力网络。不但控制了许多要隘堡寨，私收税费，更添置了无数产业，触达茶馆、当铺、钱庄乃至赌坊、青楼等等三教九流诸多行当，获利巨万。

    除此之外，为了稳固自己的基业，他暗中与周遭的流寇们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进行些见不得光的买卖勾当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说，尤其在河南，左良玉的话语权不在巡抚常道立之下，譬如罗岱、孔道光等明将，从不听常道立或熊文灿的调遣，却全以左良玉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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