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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

    伯宗夫人说这话的意思，是让伯宗不要务虚名而取实祸，应该继续低调、谦虚的做人。但此时的伯宗，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上被人众星捧月、交口称赞的日子，也享受着自己侃侃而谈，让国君叹服、诸卿士大夫敬仰的感觉；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夫人的逆耳忠言，依旧我行我素，直来直往，在朝堂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

    伯宗这个态度，让其他的卿士大夫们越来越忌惮、提防他，其中尤以郤氏家族为甚；这个时候，郤至、郤犨还没有入卿位，郤錡也刚刚晋升为上军佐，郤氏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对伯宗暂时还没什么办法；但忌恨的种子已经栽下，就看什么时候发芽了。

    某一天，伯宗上朝完毕后返回家中，犹自满面春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他的夫人看见了他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后，很是不解，于是问他说：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宗则笑呵呵地回答夫人说：

    “我今天在朝堂上的精妙发言，得到了国君和大夫们的一致赞誉夸奖，大夫们还夸我知识渊博，就像先大夫阳子一样（伯宗口中的‘阳子’，即晋文公时代的老臣，晋襄公继位后的太傅——阳处父）。”

    伯宗本以为这么说，夫人也会像朝堂上的大夫们一样，夸奖他有才华、有见识；可伯宗夫人听完丈夫的回答后，却一反常态地担忧起来，告诫丈夫说：

    “颗粒饱满的谷子，外表不会很漂亮；至真至理的名言，也不必过多的言辞来修饰；阳子（阳处父）当年就是言语华丽而实干不足，谋略也差强人意，后来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说你像他，不是在讽刺嘲笑你么？这还有什么高兴的！”

    听见夫人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伯宗到底是聪明睿智的高才之人，也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自己平日里自负惯了，也许确有忽视、慢待同僚，抢他们风头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人；于是，伯宗便对夫人说：

    “那这样吧，过几天我请诸位大夫们到我们家来饮宴聚会，你到时候就偷偷躲在后堂，听一听我们的谈话，看我和大夫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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