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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植《七启》既出，毫无悬念地在邺城引起轩然大波。

    起因是当日在玄武陂家宴上，曹植凝攒了数年之久的替父分忧之文思，于雨雾下一气呵成《七启》大作。曹氏兄弟竞相传阅后，赞不绝口，连一一向高傲的何晏，都心服口服地承认了曹植挥笔立成的文章造诣，也卷袖搦翰，扬言要模仿一篇。

    曹彪、曹衮几位公子则相继抄录数份，并传示邺城仕宦公子，加之曹植原本就在热衷文学的士族公子群中小有名气，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相府四公子响应朝廷最新政令《求贤》作文，逞藻盖压前人的事便传得沸沸扬扬。东城门口甚至都有初开蒙的学子誊录《七启》贴在墙上，供过往客商驻留观赏。

    东门迎春门，外设建安驿和草市，是中原各处与邺城商贸文化往来都必经之处，曹植平日无差别结交的黑白两道纨绔，不论是懂文章的还是不懂的，都在替他洋溢宣传。动静之大，以至邺城文官无不览读《七启》。在曹植的感召下，邺城文士间掀起一阵“七体文”拟作潮流，都说文人相轻，实际上并不完全出于对曹植的捧迎，而是真正有政治嗅觉的文人，在暗暗角逐较真。

    于是短短七天，便诞生了王粲《七释》、杨修《七训》、刘绍《七华》、傅巽《七诲》等优秀拟作。曹植把这些文章韦编成册，一并上呈给曹操，还带领王粲杨修等人一同进相府，为他们褒赞请赏。

    这一年，曹植虚岁十九。

    起初，见惯了曹植华丽文章的曹操在读完《七启》后，“但微颔之”，只是拍拍曹植肩膀笑着说“吾儿留心国事，甚好甚好”。而在邺城舆论发酵数天后，曹操才突然意识到：在社会相对安定的冀州，文学竟可锻造成一把利器，为他曹家在中原博取声誉，并由文化催化政治，网罗天下名士。

    昔年董乱，洛京文客莫不南下荆州避难，如今文坛新秀辈出，不正是重树炎汉文化旗帜的最好时机么？弘农的杨修、河内的司马家、汉南的王粲、汝南的应瑒、河朔的陈琳、青土的徐幹、海隅的刘桢，这些都是后起的新秀啊。依着曹植的说法，明君举名臣，刘协与曹操的关系，正是唯才是举的最好例证。

    于是曹操觉得自己本身是最大一把文学利器，遂命人私下整理自己年轻时所著述，与军旅所作兵书一道抄录，播传邺、许两城。那些东西，以往只是在文武臣属中流传，而今是时候要将这些文字作用最大化了。

    设天网，顿八紘，天下名士应尽入他曹家的彀中。奉天子以令不臣，假文章以招隐遗珠，此番《求贤令》以恢弘之气度扬言“唯才是举”方针，曹操总觉着差了点意思。是曹植，荡袖高呼“世有圣宰，翼帝霸世”，慷慨宣扬曹操“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是兴复了汉邦旧秩序的，小儿曹植用文学的力量点醒了曹操——特别关注“天子”。

    兴许曹植只是无心罢，兴许汉礼在曹植心目中，本就是从小到大的崇拜和向往。但无论如何，曹操已受《七启》事件顿悟：文坛正统不当在许，而应在邺，借文学笼络士族子弟，培养下一代班子，这是长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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