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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人一个比一个慌。

    最后大家都望向方可直，他是方逢年的族叔，方家本是严州遂安县人，在当地仅是耕读传家的小地主，不过随着方逢年的发迹，方家自然也就起来了。

    这也是大明以来的特殊风气，考上秀才，算是迈出第一步，而一旦考中举人，不仅有了作官资格，而且立马就变的炽手可热起来，因为举人开始享有许多特权，比如优免等。于是会有许多人投献、寄名，主动为奴，或是把地寄于名下，然后给一大笔钱。

    这就跟后世朱以海没事时考些资格证，然后放到一些公司里去，什么也不用管，按月拿钱一样。

    那些田主把田寄到举人名下，便可免役，拿些钱给举人，仍然还十分划算。所以从举人开始，大明的读书人就开始成为人上人了。

    方逢年在天启朝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可谓前途无量，虽然后来得罪了魏忠贤被削官，但崇祯朝立马得到重用，一路做到首辅。随着他官运亨通，方氏家族在严安那也是水涨船高。

    名下的土地越来越多，投献、寄名的也多了，如方可直还在严州府城落户，在这里经营了许多田庄、铺面等。

    “殿下，学生等愿立马填补各项亏空积欠。”

    方可直咬咬牙，带头表态。

    方逢年被免去辅臣之职，已经在邸报明发，方家的顶梁大柱也倒了，虽没定罪而是致仕，但明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方可直也只能忍痛决定掏银子换平安了。

    “亏空该补的都得补，往上倒查二十年，在府县衙门做过官任过吏的，都得填补亏空，这个账必须得平。就算没做官为吏的，可这些年逃税避役投机取巧，不仅投献、寄名等各种方式骗取优免，甚至在优免额之外应纳之税役，也逃避不服。”

    大明朝的优免其实是个非常巨大的坑。

    在洪武朝初定时，对于士人群体的优免政策其实不完备，适用范围和数额也没能统一确定。到了正统朝才开始确立‘止免杂差’的规定，但也未确定具体额度。

    因为坑太大，所以后续不断有官员提建议，要用品级来界定数额。

    在弘治朝，终于确立了免丁的具体数额，但未涉及免粮。

    到嘉靖朝再次议定时，许多官员仍不满意，所以嘉靖十年，重定了优免则例，增加了免粮一项，但额度不高，仍不能让官员们满意，嘉靖二十四年，再次调整，也就是一直通行到了明末的通行版本，补充了丁、粮、田的互折算法，按品级优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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