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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高峰的大姐跟着小镇上的姐妹一起去深圳打工。刚开始的时候，还保证每月写一封信回来，可慢慢地，就变成了两三个月一封。

    到了97年的时候，她买了一台中文寻呼机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封信。

    但家里的两个老人嫌弃这个寻呼机还得跑到镇上买ic卡，还得学会使用拨打公用电话，又要学会人工留言，太麻烦。

    最后，竟然半年没有联系姐姐。

    当大年二十九那天还没见到她回来的时候，家人再去打她的寻呼机，却再也没有得到回应。

    高峰唯一的一个姐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曾陪着父亲两次下深圳，满大街地贴照片，报警，都是徒劳。

    这几年，无论高峰如何伪装表面的平静，但在心里，却背上了负罪的枷锁。

    如果当时自己能懂点事，一周和大姐她联系一次，至少也能大概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出事，最后出现的位置又是在哪里？

    也不至于无处可着手。

    “爸，我妈快回来了……”高峰可以想象，如果老太太看见父亲这副样子，一定也会瞬间被悲情包围。

    高父连忙点着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刚才看见你在厨房，那动作……”

    高峰在厨房那些操作，都是当初大姐在家的时候给家里人下面、下饺子的动作。久而久之，高峰也学会了。

    “爸……”

    “哎哟，这7月的天气可真热啊！这才早上9点多钟呢，就走得我一身是汗。”高峰的话还没出口，高母的声音就已经响了起来。

    父子俩默契地看了一眼对方，没有在说话，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吃起了饺子。

    当母亲坐上桌的时候高峰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工作。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事。

    “爸、妈，这次我回来看看你们二老，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在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之间可以拨打。”

    这是高峰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同事们一般都选择回宿舍休息一会。他正好用来陪父母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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