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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会议结束第二天，王四川找卫兵要了一张信纸，把一些事情交代了下去，他怕有事牺牲，不能只言片语也留不下。我受到感染，也给家里留了条子，封在信封里，托组织部带出去。

    组织部的几个女兵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光芒，我不敢说那是崇拜，但至少是一种炙热的光。我心中想着前途不定，各种滋味涌上心头，那种感觉无法形容。

    胡思乱想根本没法停止，转眼又过去了一个礼拜，白天训练，晚上开小会，有人一次又一次对我们重复着“无产阶级勇气”，倒也没有太大的恐慌。不久后，这一天终于来了。

    前一夜我出乎意料地休息得很好，早早去了集合地，发现已经来了不少工程兵，负责发射任务的人已经连夜测试了很多次。

    我一个人在集合地等到所有人到位，包括我不太愿意共事的飞行员伊万，然后列队走进了飞机里。

    基地里给我们每人都配了一套飞行服，全是小日本的航空服配置，应该是从仓库里淘出来的。我们几个还好，王四川和伊万都是大个子，穿上那些衣服戴上头盔后显得特别的寒碜。

    我们早早坐上了自己的位置，系上了保险带，听着驾驶舱里传来无线电的声音，外面有无数的声响，叫喝声和机械敲击的声音掺杂着，所有人都僵硬得要命。

    不是紧张，只是无奈和麻木。

    机身的固定卡架使用非常牢固的铁夹钳停在铁轨上，起落架被加上了这种铁夹钳，一共六个，每个有六十公斤重，用巨大的螺栓收紧。现在飞机即将起飞，需要把这些铁夹钳松开，得用很长的时间。

    另一边所有的探照灯都在定位，风向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不是常规起飞，如果风压向下，我们会被压得下降过快，可能来不及提速就直接撞上深渊底部了。

    我不知道外面忙碌的所有部分，但显然只要一处出问题，我们就小命难保。

    应该是搬掉铁夹钳使得飞机震动，动荡中王四川递给我们每个人一根烟，有人拿了，有人没拿。王四川又问在机舱里为我们做最后检查的三个战士，是哪里人。

    三个战士一个是甘肃的，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哈尔滨的。

    王四川就稀罕地道：“怎么都是天南地北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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